勉强知己知彼的苏迟之所以会误判战争形势，在于没有搞懂同军此战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方向，错误地把濮州作为同军南下的侧翼战场，而不是主攻方向。
在其人看来，大同以“讨宋”为由出兵，最优的出兵路线不在京东西路，而在京西北路。
此时黄河正处于封冻期，战力远胜宋军的同军完全可以经怀州强跨黄河，然后一路凿穿郑州、颍昌和汝州，攻入南阳府，逼迫大宋朝廷再次签订城下之盟。
朝廷虽然在郑州东、西两面的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部署有重兵，但靠这些软脚蟹守住城池都够呛，就算冒险出城了，也没办法对同军后路构成实质性威胁。
以同宋两军的战力差距，这一穿凿战术不仅有实现的可能性，而且可能性极大，也符合同军集中兵力直指要害的用兵惯例。
大同最多也就是在开德府部署一支偏师，牵制开封府方向的宋军，以掩护主力快速南下。
只要能成功逼迫大宋朝廷投降，割地赔款还不是要多简单就有多简单。
如此形势下，敌军根本用不着在远离南阳府的京东西路浪费时间。
而大宋要应对的，就是不吃同军声东击西这一套，老老实实集结重兵于京西北路硬着头皮打，依托众多的城池一步步拖疲同军。
然后，再依靠后方持续不断的小规模袭扰战迫使其无功而返。
就算最终不得不和谈，大宋也能付出最小的代价。
袭庆府发生动乱后，京东西路形势无比危急，朝廷却没有从西线抽调一兵一卒，始终将重点放在战场正面上。
苏迟由此相信朝廷肯定比自己更清楚战争整体形势，才能做出如此清醒的应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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